“首陽采薇”是什么意思?“不食周粟,采薇而食”的歷史典故是什么?

  今天趣歷史小編給大家帶來“不食周粟,采薇而食”的歷史典故,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。

  前言

  伯夷和叔齊在我國歷史中是兩個頗為特殊的人物,他們“寧死不食周粟”最終餓死在首陽山,這種行為在我們當前看來很難理解,甚至覺得有些愚蠢。但他們這種行為,對數千年的儒家卻影響至深,它不僅寄托了儒家“餓死事小,失節事大”的精神,更是一種不屈的民族氣節。

  作為文化符號,“首陽采薇”的精神融入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骨髓。正是因為他們的影響,中華民族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,從蘇武文天祥再到于謙、史可法等等,都是這種精神的時代反應。

  一、“孤竹國”與“兄弟讓國”的典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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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不是伯夷、叔齊這兩個傳奇人物,恐怕我們都不會知道中國歷史上還曾經存在“孤竹國”這么個地方,既然我們的主角是孤竹國人,那我們很有必要把“孤竹國”的歷史搞清楚。

  關于孤竹國的來歷與兄弟讓國的典故

  關于“孤竹”的名字,我們在殷墟甲骨文商朝金文都可以見到其記載,在今天的河北盧龍、遷安和遼西出土的商朝青銅器中,也曾有“孤竹”的銘文。據史料記載推測得出,孤竹國應該是我國北方地區一個位于商朝邊境的小國,其范圍大致在今天的河北東北部和遼寧西部一帶,西邊與燕國接壤,南邊則是齊國。

  對于“孤竹國”國名的解釋,國內學者有幾種解釋:一是“孤竹”也通“觚竹”,“觚”是青銅酒器,“竹”是用以記事的竹簡,“孤竹國”這個國名反應了這個諸侯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。二是根據顏師古注解的《急就篇》中“觚者,學術之牘,或以記事,削木為之”,得以推測出“觚”與“竹”皆是書寫用具。三是北方很少產竹,“孤竹”之意代表竹子稀少的地方。第四也有學者認為,“孤竹”代表男性的根,是一種原始的生殖崇拜,也是氏族圖騰。而“孤竹國”的建國時間,應該是商湯十八年,約公元前1600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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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“孤竹國”的滅亡也有幾種說法:一、根據《春秋》和《國語》所記,山戎侵燕,燕國求助于當時霸主齊桓公,齊桓公發兵救燕,“北伐山戎,刜令支,斬孤竹而南歸”,意思是說大約齊桓公二十二年,孤竹國被齊國所滅。二、根據《管子》記載,公元前660年,齊桓公又“北舉事于孤竹、離支”,徹底征服了孤竹國,孤竹國納入燕國疆土,孤竹人則融入山戎和燕人之中。三、根據《盧龍縣志》所記載,周景王十五年(公元前530年)晉滅肥國,肥子奔燕,燕國將其安置于孤竹地,建肥子國,此后史料中再無孤竹國之名。

  大致來說,孤竹國應該始建于夏朝末年,興于殷商,衰于西周,亡于春秋,從建國到滅亡一共940多年,是血統很純正的古諸侯國,這個古國正是孕育出伯夷和叔齊兩個賢人而聞名于后世,那么伯夷、叔齊與孤竹國究竟有什么關系呢?

  伯夷、叔齊“兄弟讓國”成千古美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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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傳伯夷與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的長子和三子,伯夷具體情況不得考,叔齊名致,字公達,謚齊,后人稱之為叔齊,是孤竹國三王子,他被孤竹國國君立為繼承人。國君死后,叔齊堅決遵循古禮要把王位讓給兄長伯夷,伯夷說:“你為國君是父命,怎么可以隨便改動呢?”于是便從國都逃跑了。而叔齊認為廢長立幼不合禮制,再加上自身恬淡的性子不適合當國君,所以也逃離了國都,后來他們二人結伴而行,隱居在渤海之濱,等待清平之世的到來,孤竹國的百姓無奈之下,只好擁立了二王子繼承了王位。他們兄弟二人以國家想讓,體現的更是一種天下為公的精神。

  歷史上,父子相殘、兄弟鬩于墻的悲劇比比皆是,主要就是為了爭權奪利,所以見怪不怪。而伯夷、叔齊兄弟二人互相退讓不愿當國君,出乎常理,所以顯得格外傳奇。他們之所以互相退讓,一來都遵循著內心的禮教堅守,二來也對當時商紂王的暴政表達不滿,所以并不愿意與之合作,于是寧可放棄王位隱居山野。

  后來他們聽說周族在西方強盛起來,周文王也是天下聞名的仁義之君,于是他們長途跋涉前往周國的豐邑,當他們到豐邑時,周文王已死,武王即位,武王聽聞二位賢人從孤竹國遠道而來,派周公姬旦前往迎接并對其妥為安置。

  二、叩見武王,“不食周粟,采薇而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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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伯夷叔齊投奔周文王時,念著周文王是當時大賢,雖“三分天下有其二,猶服事殷”,雖然實力龐大,但對當時天下共主商朝中央還是服從的,所以伯夷、叔齊二人認為這是一種美德,這也正是他們投奔文王的主要原因,然而周武王即位后,周國對殷商的態度慢慢發生了轉變。

  有一天,伯夷、叔齊遇到了武王伐紂的大軍,他們二人以老弱殘軀勇敢地把大軍攔了下來,他們對著武王說:

  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謂孝乎?以臣弒君,可謂仁乎?”

  武王麾下大將群情激憤,聽了兩個老頭不合時宜的話,就準備要殺了他們二人,太公姜子牙及時阻止了將軍們,他對將軍士兵們說:“這兩個人都是仁義之賢者,不要為難他們?!辈痪煤?,周武王與商紂王大戰于牧野,商紂王敗亡,周朝遂立。

  三、“不食周粟,采薇而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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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伯夷、叔齊反對武王伐紂,沒有起到作用,商朝滅亡后,周朝新立,新的時代從此開始,一批批新貴族到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封國,原來商朝百姓被當做“頑民”強制發配到新的地方居住。

  在周國豐邑居住的伯夷和叔齊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居住了,他們認為周武王暴力奪權,是屬于非正義的,自己兄弟二人既是商民更是商臣,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背叛故國,于是他們再次結伴逃離了豐邑,渡過黃河來到首陽山隱居起來,他們甚至為了表達自己的氣節,連周朝官員送來的糧食都不吃,只以山上的野菜為食,這就是著名的“采薇而食”。

  有一天山中一名婦人對他們說:“你們不吃周朝的米,但是你們采摘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呀!”婦人的話提醒了他們,這個天下周國已成天下共主,無論走到哪里,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周朝的,也是他們為了氣節,連野菜也不吃了,兩位老人就這樣絕食數天,生命危在旦夕時創作了一首著名的《采薇歌》。

  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農、虞、夏忽焉沒兮,我安適歸矣?于嗟徂兮,命乙衰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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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伯夷、叔齊這兩個不合時宜的老人就這樣帶著無盡的悲嘆,在饑餓和寒冷的折磨中離開了這個令他們失望的世界。

  這是一種精神,一種信念,一種殺身成仁的決絕和勇氣,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不屈意志。顯然,他們是反對周朝的,但卻獲得了包括周武王在內的周朝人的尊重,他們作為“忠臣”、作為“遺民”,第一次被史書大書特書,也正是這種精神在主導。

  魯迅先生曾有小說《采薇》,借人之口對伯夷叔齊發出質疑,這是對的嗎?

  魯迅先生有一篇小說《采薇》,但他沒有像傳統文人一樣贊揚其骨氣,而是用他們的不知變通來諷刺世人,他還借小說主人公之口對伯夷、叔齊的行為提出了質疑: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”,伯夷、叔齊既然不吃周朝的糧食,那么首陽山的薇菜就不是周天子的嗎?伯夷、叔齊是真的不懂還是假裝不知道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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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站在魯迅先生生活的年代,人需要氣節,更需要生存,也許生存才是第一要務,所以他對伯夷叔齊的批判無可厚非。然而站在現在的史學角度上而言再看,魯迅先生這種質疑其實是有一些強詞奪理的。

  首先,即便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清朝,百姓繳納的公糧稅賦毫無疑問是皇帝的,其余自己種植的糧食還是自己的,并不能說全部是皇帝的,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會核心內容,從這個意義來看,“采薇”不算周天子的。

  其次,周朝的建立,是實行的分封諸侯制,周天子直接管理的區域只有鎬京和洛邑兩個地方,其他地方都封給了諸侯。而諸侯管理的區域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不能算是周天子的,這也是為何伯夷、叔齊二人非要渡過黃河,到首陽山隱居的原因。首陽山在當時屬于晉國,他們兄弟二人脫離了周天子控制的范圍,隱居在首陽山“采薇”,實際上并不算是周天子的。

  最后,周朝時期諸侯主要管理城邦,大的范圍有“方百里”,小的范圍“方五十里”,而拋開主要城邦范圍外的廣大土地,其實是屬于他們口中“野人”的,所謂“野人”,就是當地土著居民,他們的自由度是比較大的,并不受領周天子管轄,周天子也不會因為這些野地去征伐他們,而當時的“首陽山”就是這樣一個地方,當地土著居民可以自由采薇,也可以自由蓄養放牧,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,首陽山名義上是周天子或者晉侯的,但其實是無主之地,與周天子無關。

  為何魯迅先生要質疑伯夷、叔齊的行為呢?這主要從周武王的立場看待問題,魯迅先生認為周武王武裝奪權推翻商朝,是吊民伐罪,救民于水火,是替天行道,是順天應人。而伯夷叔齊維護舊的統治秩序,是有悖于歷史發展的,因而對他們這種精神持懷疑態度。

  那么,伯夷、叔齊“不食周粟”究竟是對還是錯呢?

  關于伯夷、叔齊的記載,歷史記載實在太少,我們無從作出準確的考察判斷。他們的事跡也就是“兄弟讓國”、“叩見武王”、“首陽采薇”三個密切相連的故事,有著更多虛構的成分,然而,其事跡對后世影響卻非常之大。

  春秋時期開始,便有各個學派對他們有高度的評價。孔子即稱其為“古之賢人”,在《論語》中更是多次夸贊伯夷和叔齊,評價他們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,韓非子更是直接贊曰:“圣人德若堯舜,行若伯夷”,第一次將他們抬高到圣人德地位。至于后世的儒家士子,更是評價甚高,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將伯夷、叔齊單獨列傳,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更是寫過一篇《伯夷頌》的美文對他們這種精神加以頌揚。

  伯夷、叔齊這種行為非常符合儒家的“忠君”思想,更符合了儒家的價值觀。對于儒家而言,人的價值并非在世的功名利祿,而在于你對社會做了什么貢獻,也就是說在后世的評價中來體現你的人生價值。正因為如此,歷朝歷代的思想家、史學家、文人學者、帝王將相等都對伯夷、叔齊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廣泛贊譽。伯夷、叔齊的風骨精神,不僅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產生了廣泛影響,更是影響到了周邊國家,朝鮮使者柳夢寅就寫過一首《夷齊廟》來表達對伯夷叔齊的崇拜之情,可見周邊對周邊國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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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然了,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一分為二的看,武王伐紂代是一種歷史的演進,代表著一種正義。而伯夷和叔齊則代表著另一種正義,雖然他們各有堅守,雖不相容但卻各有道理。這就好比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七國,從手段而言,其他六國的百姓自然認為其是非正義的,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秦始皇的敬仰和肯定。而伯夷和叔齊則代表著一種道德的堅守,忠心愛國、矢志不渝,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手段,來表達對周朝的一種抗爭。

  夷、叔齊之于中華文明的價值,正是在于這種不斷塑造與時代引申中所顯露的垂世風范,他們雖有愚忠于君王之嫌,也不乏非議,但終究成了植根于我們民族的豐滿精神圖騰。正是這種精神和文化的預期,才會成就我們中華民族,一旦失去這樣的精神,恐怕后果是非常嚴重的。

  伯夷、叔齊“不食周粟”,用生命告訴世人,人不應該隨波逐流,而應該堅持自己心中的“道”,讓自己始終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,而這點,正是我們這個浮夸的時代所欠缺的。

  結語

  伯夷、叔齊二人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華夏文明在面臨義利時的操守與準則,對于中華文明謙恭的民族傳統產生了深刻影響,他們是非分明、絕不與非同道者調和妥協,在大是大非面前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。正是這樣一種精神,才會在三千多年社會中一直維系著社會信任、忠誠及倫理,所以韓非子將其列為“圣人”,其實一點也不為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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